中国交响乐团于4月13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中国作品专场音乐会，此次演出的作品均为近年来颇受关注、在国际上有相当影响的中年作曲家的作品，它们是：旅美作曲家周龙的四重协奏曲《唐诗二首》；旅法作曲家陈其钢的大提琴协奏曲《逝去的时光》；中国现代电子音乐的代表人物张小夫的交响幻想曲《苏武》；颇有成就的作曲家叶小钢的变奏曲《冬》（III）。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李心草指挥。这几位作曲家风格迥异而又颇富创意的新作，给不景气的中国音乐创作无疑注入了活力。现发表四位作曲家对中国音乐创作的见解。
周龙：
不可否认，各种文化都必然有其延续性，对当代的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中国近现代职业作曲家的产生与西方文化的引进有直接关联，至今也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不论在认识东方文化传统还是在西方作曲技术方面，当代的中国作曲家们都受到了文化断层的影响，在借鉴与结合等问题上一直存在观念的混乱。生活在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人们对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接触与古今范围内的纵向研究都可充分了解的时代，对于如何活跃和发展中国民族管弦乐，自然会有更多样化的选择。与此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迎合潮流的趋势。我认为，不应排斥任何风格流派，艺术家应采取严肃态度，从根本上汲取与提炼不同文化传统的精髓以充实其原创性，而不是以简单模仿甚至生搬硬套的方式来“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化”。
我的四重协奏曲《唐诗二首》于1998年4月7日在伦敦巴比肯中心的庆典音乐会上演出，成为英国广播公司、EMI唱片公司、伦敦交响乐团及BBC音乐杂志联合主办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评奖活动“大师奖”（Masterprize）的获奖作品之一。《唐诗二首》以中国著名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听蜀僧弹琴》和杜甫诗《饮中八仙歌》作为基础，由弦乐四重奏代替古琴与管弦乐队协奏的形式，来表现唐诗古韵的细腻与磅礴。
陈其钢：
我认为音乐创作应是一种开拓，音乐家应该打破时空和领域的界限。我们不能用任何标准去衡量一部作品，只能去感受。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这注定了中国音乐作品可以取材的元素很多，但禁锢也很多，很难摆脱欧洲化的音乐模式。中国音乐作品应有自己民族的内涵在里面。现在，有人认为艺术的回归是一种没落，但我认为艺术的回归是一种自然。音乐创作不应有任何的禁锢，作品只要不让人觉得做作，没有距离感，有亲和力，能抓住听者的心，就是成功之作。
《逝去的时光》这部作品引用了《梅花三弄》的主题，听者从作品感觉到东西方文化的交织，历史与今天的穿插。我创作的时候追求一种自然、一种回归，我希望通过作品表达人超脱时光、超脱社会、超脱一切的意境。
叶小钢：
我们这一代40多岁的中国作曲家接受的是我们之前的大师的影响，比如谭盾和周龙的老师是周文中，陈其钢的老师是梅西安，我的老师是施万特耐尔。但是，现在在国际上，60年代出生的作曲家都已经形成了很大的气候，可是国内作曲界对这方面的了解还微乎其微。老一辈作曲家经历了社会动荡、世界变革，形成了他们复杂的世界观和深刻的哲学观，他们的音乐追求深刻、复杂；新一代作曲家经历的是平稳的经济和繁华的社会，他们的音乐手法不深刻，但是，音响构成绚烂、漂亮。这新一代的乐思构成方式和音响思维模式开始影响世界，我本人就在很大程度上受托克、印斯等人的影响。这几年，我在北京和西安的音乐学院讲学，致力于介绍和引进新一代作曲家的观念和手法。我个人认为，周文中、梅西安这一代人的影响，到我们这一代就结束了，新的一代将影响世界音乐潮流，我们应该关注、学习、拭目以待。
这次音乐会上演奏的我的《冬》（III），表现了我近年来创作的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我近几年创作的几部大型作品都采用了古典交响乐四个乐章的构架模式，如舞剧音乐《深圳故事》，完全是写实主义的风格。《冬》（III）采用了传统变奏曲的手法，表现了对一个普通人的思念，在主题、变奏和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段上几乎运用了“白描”手法，体现了一种内心质朴、平和及忧患意识。
张小夫：
我的身上有一种民族使命感，我一直等待中国音乐可以像西洋音乐一样呈现在世界观众的面前。中国的作品要带有东方的色彩，在这样的大原则下寻求一种个性化，当然这种个性化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自然。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音乐作品应在打破西洋音乐体系禁锢的同时，尽量把民族的历史、文化用音乐这种特殊方式表达出来。
《苏武》这部作品曾获台湾第二届华人作曲比赛大奖。我在这部作品中寻找的是新的乐队语言和个性化的表达方式。我在创作时摒弃了西方古典音乐中通用的和声语言和旋律语言，更多地从中国传统的音乐或现代音乐中提取最具鲜明特色的表现元素，重组、构建和发展自己的乐队语言，如“乐队立体声场”思路，借鉴了现代电子音乐技术手段，而中国京锣和铙钹的贯穿以及“戏曲唱腔”式的旋法，则融合了多种中国戏曲的特点。我希望通过音乐对苏武的品格与精神的思考和透视而引发出对生命与力量、意志与情感的感慨和联想。
（单三娅、杨光整理、编辑）
 |
